天下第三行书：王羲之在纸上的豪赌 说起哪位家的行书最拿手，大多数人第一反应肯定是“二王”，王羲之和王献之。

不过，要是要拿三把刷子，真正压过他们的还得是颜真卿，你要是说王献之，哪怕你捧他到“书圣”那高度，在行书的这个领域里，可能也得退后几步。

毕竟，颜真卿那是楷书里的扛把子，王羲之在正草之间游刃有余，而第三，往往藏在那些最难驾驭的狂放与修身之间。 江湖传言，天下第二是张旭，天下第三是王献之。

这话听着挺靠谱，毕竟少了哪位都不中。但仔细琢磨这“三”字，得把分量掂量掂量。张旭是那个在酒里悟道的，他的狂草像是一头被牵得走不开的老牛，墨迹淋漓，让人看了就心烦意乱，恨不得自己也能喝一口。王羲之则不同，他更像是在练功，一笔一划都要透着劲儿， کمتر有人敢把“二王”做得如此像模像样，反而颜真卿在那中间夹着两把钳子，硬生生把行书这条路给填平。

故此，这个“第三”，最有意思的，往往不是那个刚出笼的小狗，而是那个在泥潭里把自己扒出来的老狼。 那王献之到底是个啥样的人？他不像张旭那么偏激，也不是颜真卿那么厚重。他是个智慧人，在混乱里找秩序，在规矩里挖花样。

你看他写的《中秋帖》，那是写给亲信的一封家书，二十个字，写得行云流水，简直跟流水一样，可你再看那中间那句“中堂”，略微慢半拍，咱想看看“堂”字，那结构就崩了，你得缩脖子，得把字头压下去。

这就不是好办的写，这是在跟对方的手比划，这是在跟那个时代的审美在博弈。 说到这个博弈，还得提提“之”字。王羲之的小字，也就是小楷，那是他的另一副面孔。

那是写字的功夫，不是书写的功夫。在一般/平平人的眼里，人写个“之”字，那是个动作，在严谨的书法里，那是个学问。

你看小楷的“之”，起笔要轻，收笔要快，中间那个弯钩要是弯得不够圆，整个字就塌了。王献之那“之”字，起笔轻得像飞，收笔快得像风，中间那弯是那种“之乎者也”的劲儿，但又不像楷书那样死板，有点像在赌。他赌的是对手能不能接得住这个弯。 这就引出了个有趣的对比。张旭写草书，是写对手的，他写草，写的不是他自己的字，是场上的对手，是那个时代的痛快；王献之写小楷，是写自己的，他写的是那个时代的规矩，是那个时代的克制。王献之这“第三”，实际上是用一种“险”字来挣的。他不写稳，不写多，他写得让人心里发慌，但又不得不承认这字写得漂亮。就像他在《十七帖》里写的那段，字里行间都是那种“我在赌”的味道。 再看看数据，王献之的小楷里，那“之”字的弯度，要是略微直一点，就不像他，直了就是颜真卿的味儿，不像他，直了就是木头的味儿。

这就是他的“第三”之处，他没有把字写得像张旭那样狂放，也没有把字写得像颜真卿那样端庄，他只是把字写得像“第三”一样，既有点狂，又有点稳。 再说说数据里的“败笔”。张旭的字，哪怕写得再好，也总有一两处是“败笔”，那是他喝酒喝多了，要么是忒用力了；王献之的字，哪怕写得再好，也总有一两处是“败笔”，那是他为了那个“之”字，把自己弄丢了。

你看《中秋帖》里的“中堂”，那字写得跟“中”字似的，可偏偏中间那个“堂”字，写得像个被埋了的老头。

这就是王献之的“败笔”美学，他在用“败笔”来衬托“胜胜”。 这就让人想起唐代张怀瓘那句评价：“气韵自然，浸淫无方”。

这话说的就是王献之。他不是那种刻意追求形式的人，他是在气韵里造字。

你想想，要是是颜真卿写这“中堂”，那是个庄严的“中堂”，是儒家思想的体现；要是是张旭写这“中堂”，那是个狂放的世界，是酒神精神的爆发；而王献之写这“中堂”，那是个介于两者之间，是个“第三”的选择。 在书法这个小小的天地里，王献之的身影，就像是一枚硬币。

有人认定他正面好看，有人认定他背面难看。但正是这枚硬币的两面，构成了最整个的“中行”。

没有王献之的“险”，张旭的“狂”就少了点深度；没有王献之的“稳”，颜真卿的“正”就少了点张力。 最终，还得提提那个“墨”字。王献之的小楷，墨色浓淡变化特别丰富。

有时候浓得像漆，有时候淡得像烟，这变化不是随随意便的，那是他在运笔时故意做的。

你看他在写“之”字，有时候一笔下去，墨汁都洒出来；有时候只写个尾，那点墨就没了。

这“墨”的舞，就是他在“第三”位置上的呼吸。 故此，当你再想给书法找个排序，要么给王献之找个位置时，别搞那些教科书式的“起初、其次、最终”。他的“第三”，不是排在中间，而是陪衬。他不需求被排在张旭前面，也不用被排在颜真卿后面，他只需求在角落里，静静地站在那里，写着他那番“赌”的寂寞，写着他那番“险”的从容。

这大约就是王献之最迷人、也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