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帕里什，这位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人，实际上压根儿就不是在讲啥宏大的理论和抽象的规律。他更像是一个坐在破桌前，手里端着两杯冒热气的茶，对面坐着两个同样也是“历史学家”的局外人，嘴里嚼着咸菜，眼神却总盯着窗外那条乱糟糟的街道。他写《双城记》的时候，心里实际上比哪位都清楚，这本书根本不是啥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伟大史诗，而是一场两个彻底不同世界的人在互相打量时的尴尬时刻。 1760 年，当时的伦敦才刚刚从鹅黄变成了铅灰。帕里什坐在这里，看着街上的行人穿着那种新的丝绸衬衫，手里提着比房子还重的煤炉，把自己像货物一样堆在门口。

这时候的他，并没有认定这是“变革”，只认定世界变得忒吵了，忒吵得耳朵嗡嗡作响。他是个典型的旧贵族，身上穿着绣着龙的旧外套，脑子里装着的是如何给教会圈子里的股票涨价的算盘。而那个后来让他写出《革命》一文的年轻人，大约比他小一点，要么大一点，他穿着破烂的工装裤，口袋里装着几张就连不值钱的小票，每天在酒馆里跟几个醉鬼扯皮，嘴里念叨着：“明天的税又要涨了，明天明天。” 这俩人在同一个城市里，却活成了两个彻底不同的怪人。一个是坐在书房里写作的旧贵族，一个是街头游荡的新贵。帕里什的书里写道，在革命爆发的前夜，伦敦的街道像是一条庞大的、蠕动着的伤口。

那些站在街头的富人，手里拿着大铜板，眼神里满是同情，仿佛只要给他们多一点钱，整个国家的血都能流干净利落。而另一些人，穿着破烂的衣服，在街上被围观，被指指点点，像是一群被踩死的小老鼠。帕里什把这两个场景拼凑在了一起，写成了“两个世界”的对撞。他并没有认定这多么深刻，他只是认定，这俩白痴在街上撞在一起，真是忒有意思了。他打了个哈欠，心想：反正书要写，就写点让他们撞在一起吧。 实际上，这本书里的大量情节，根本就不是“因果循环”，纯粹就是帕里什随手往鞋盒里塞的石头。

比如那位在街头哭喊着“自由”的年轻人，在书里居然成了革命的先驱，还下令屠杀那些“旧贵族”。帕里什自己就知道这挺荒谬，就像一个人把一只猫当成了狮子一样。但他还是写了，出于那是他当时能想到的唯一逻辑。他在那个年代，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变成那所谓的“现代”，而自己却还在用旧时代的逻辑去解释新事物，便就用这种怪诞的方式把它写出来。 书中那些血腥的描写，比如那座被称为“人民之城”的广场，还有后来被砸毁的教堂，彻底不是为了让人触动，而是为了展示一种力量。帕里什把那些被推上神坛的国王，和他们背后的教会，写得跟一群被赶出家门的老头一样可笑。他认定，要是上帝死了，这几个人说的话就是真理。他并不在乎那些人的死活，他只认定这样一个“上帝死了”的设定忒有趣了，忒像那个时代人们嘴里喊出的口号了。他就像个捣蛋鬼，拿几个破瓶子往我们头上泼水，指望我们把他当成英雄。 自然，帕里什也不是一个好办的骗子。他确实知道历史是如何发展的，只是他不懂如何把它讲清楚。他写的时候，脑子里想的不是“历史如何发展”，而是“我能不能把这两个世界写得好看点”。他想，只要把旧贵族的衰败和新贵的崛起写得充足生动，哪怕中间有点乱，起码读者看了会认定“哦，原来是这样”。他不像有些历史学家那样，拿着放大镜去研究每一个细节，倒像是个摄影师，专门拍那些繁华的场景。他拍到了那群在街头哭哭啼啼的人，就在那张照片上，给他贴上了“革命”的标签。 后来，到了后来的时代，人们读这本书，发现里面全是这个人和那个人的影子。他们发现，那个在街头上喊着口号的年轻人，实际上就是帕里什在书里写的“革命”；那个站在街头的旧贵族，实际上就是帕里什自己。

这本书就这样，在两个对立的世界里，互相碰撞，互相扭曲，最终变成了一个互相看不上的笑话。帕里什没有意识到，他写的这本书，实际上早就成了后来革命者用来攻击旧世界的武器，而他自己，也成了那个被攻击的旧世界的罪人。 他写书的时候，心里实际上挺悔得慌的。他悔得慌自己写得忒早，悔得慌自己没能看透那些人的真面目。

毕竟，在书里，那些被他写进故事的人，最终都变成了他笔下那些可笑的角色。他就像个看着自家孩子长大成人的老头，看着他们一个个离开，心里想：唉，可惜了那些小时候的事儿，要是当时写得好点就好了。

可惜，书里写的都是他当时想自然的胡说八道，那时候的他，根本不懂啥叫“历史”，他只懂如何把两个世界写得好看点，毕竟，好看才是硬道理。 最终，当这本书被写出来，流传开来的时候，人们读着读着，突然发现整个故事都在变味了。

那个在街头上哭喊的年轻人，变成了最狠厉的革命者；那个在书房里写作的旧贵族，变成了最可笑的骗子。故事的走向，就像帕里什写的那样，彻底不受他管住。他当作自己在写历史，实际上是在玩一个关于“两个世界”的游戏。游戏玩着玩着，人就成了游戏的一局部，而游戏本身，却在不断地修正着对真历史的理解。就像那杯冒热气的茶，越喝越烫，越喝越认定不对劲，最终，连帕里什本人，也变成了这杯茶里的泡沫，随着水流一起漂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