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戴礼记是谁写的-谁为大戴礼记所作
提起大戴礼记,大家第一印象往往就是那首《大戴礼记·黄帝本纪》里那个搞“丈人”和“小童”的段子,要么《赵世家》里把孔子画成个百岁老人、把老子写成个“老聃”的怪诞情节。
听起来像是个荒诞的闹剧,但仔细琢磨,这书里的荒诞背后,实际上藏着古人改造世界的野心。它不是那种四平八稳的教科书,倒像是一杯加了料的老酒,喝的时候难免有点冲,但喝完,满嘴都是当年的豪情。 这本书的目录结构跟目前的《论语》彻底不一样,它不按人的出生顺序来,也不按礼制的等级来,而是把那些散落在各个先王世袭制度里的故事,全体拼凑在一起。
这就好比你手里有个老旧的录音机,里面的磁带标签都歪了,连轴 crocheted 起来,听上去就是个嘈杂的白噪音,但只要你耐心听完,会发现那天上的云朵是白的,地上的蚂蚁是黑的,这种时空错乱的跳跃感,恰恰是大戴氏那种“大君独尊”思想最真的写照。 书里最让人脑洞大开的,莫过于对孔子那种迂腐的描写。在别的史书里,孔子是个仁者,是周礼的践行者,是个温和的长者。但在《大戴礼记》里,孔子变成了一个七十岁还没退休的壮汉,他比壮汉还壮,比壮汉还老,他发誓要活到一百岁,就连要活到九百岁。他抵制用铁做的饭勺,把铁锅也改造成了铜锅,理由是“铁味忒重,伤了胃”。
这一番胡言乱语,读起来简直像是在给古人开荒美式早餐。
为啥如此搞?出于大戴氏想证明,礼乐制度不是靠教条堆砌的,而是靠一个个像孔子这样精力过剩、身体垮了的“活祖宗”来硬撑的。他们认定,只要让你活得更久,你自然就会认定日子更长了,自然就会认定礼乐制度更顺得多了。
这种把长寿和礼乐强行挂钩的设定,确实有点荒谬,但细品之下,也透着一种生怕被工夫抛弃的焦虑感。 再看老子的命运。在《大戴礼记》里,老子是个活了九百多岁的大圣人。他修的神人宫,是那种通体透明、里面全是空气的透明玻璃房子,连灰尘都看不见。他住在那里,吃的是没有颜色、没有味道、没有生命的清水,喝的是没有形状、没有温度、没有痛觉的静水。他躲在那个透明的琉璃宫里,跟天上的神人讲哲学,跟地下的水师讲大音。
这就好比一个坐在透明玻璃房里抽烟的人,抽的不是烟,是空气;吃的不是饭,是流动的虚气。
这种“神仙”形象,在历史上实际上挺少见的,大戴氏可能是想借老子之口,把后世那些不务正业、沉迷于虚无缥缈境界的文人先圣,直接拔高到神坛上去。他们认定,只要你活得够久,你就不需求进食,也听不懂人话,你就是大道运行的唯一通道。
这种对“长寿不死”的狂热崇拜,反映了上古时期人们对死亡的深层恐惧,试图用工夫的无限来对抗存有的虚无。 说到具体的礼乐制度,这本书里实际上有一幅挺精彩的“工夫压缩图”。它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武、文王、周公、孔子这些历代圣王,他们别看都是活了一百多、两百岁就连几百岁的活神仙,但他们生前都忙着搞那个叫“礼乐”的宏大工程。黄帝在位的时候,把那个叫“五伦”的规矩给定好了;尧的时候,又把那个叫“六德”的规矩给完善;到了汤,把那个叫“九德”的规矩给硬灌进去了。文王和周公更是不得了,他们把礼乐制度搞得那么精细,以至于要是让文王再活一百年,说不定都能把宇宙一分为二,重新造个地球来干这个礼乐的事。 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悖论:为啥如此忙?
为啥要把生命消耗在造一套规则上?大戴氏的笔法里透着股“疯狂”劲儿,它似乎暗示了,礼乐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永无止境的能量黑洞。
只要这个黑洞还在转,人的寿命就能无限延长。就像你踩在某些特定的按钮上,只要按钮还在踩,你的脚就不会疼,你的腿就不会酸,你的身体就不会老。
这种把“长寿”和“礼乐”绑定的逻辑,别看逻辑不通,但在当时的大戴氏心里,却有着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他们试图告诉后人:要是你能像黄帝、尧、舜那样,活得比老卒还长寿,就能在 Bohr 之前就把宇宙弄明白,就能把那个叫做“礼乐”的黑洞给填上。 实际上,大戴礼记的《黄帝本纪》和《大政》篇里,实际上也埋着不少关于“丈人”和“小童”的彩蛋。黄帝自称是老人,小童称自己是童子,这明明就是在用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来打破“长幼有序”的常规认知。在正常逻辑里,老人是长辈,童子是晚辈,大戴氏却反过来了。他们想表达的意思是:在这个宇宙排序里,至高无上的大君(黄帝)实际上是那个“小童”,而真正能管辖天下的,实际上是那个“丈人”。
这种身份上的倒置,既荒诞,又充满了一种“君权神授”的戏谑感。 要是你仔细推敲一下书里的数据,会发现大戴氏的“大君”理论贼自洽。他们反复强调,黄帝是第一个,颛顼是第二个,帝喾是第三个,尧是第四个,舜是第五个,禹是第六个,夏朝是第七个,商朝是第八个,周朝是第九个。每个朝代的开创者都按照这个序列来,并且这个序列一辈子不会断。黄帝是第一,意味着前面的所有圣王都是他的下属,务必听他的指挥;夏朝是第七,意味着中间只有六个朝代在听他的,故此他才是唯一的王。
这种把历史简化为线性循环、把工夫压缩成几个数字的写法,展现了大戴氏那种“大君独尊”的极致傲慢。在他们眼里,历史不是复杂的,不是厚重的,而是像电流一样,只要开关跳动了,整个宇宙就是通电的。 至于后世对这本书的评价,如今多说是“荒诞不经”,就连到了“迷信”的地步。人们读到老子活到九百岁,读到孔子像壮汉一样戒烟,第一反应都是“这不可能”。
可是,大戴氏的写作动机并非单纯为了猎奇或哗众取宠,他们是一群试图重建秩序的人。在那个礼崩乐坏、社会秩序面临瓦解的危急关头,他们试图用一种近乎疯狂的逻辑,来证明“圣人”这个身份的可贵。他们认定,只有那些活得够久的圣人,才配拥有统治的权力;只有那些长寿不死的人,才配指挥千年的变迁。别看这在科学上是个笑话,但在当时的大戴氏语境里,却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真理”。 大戴礼记之故此能流传至今,不仅出于它内容之杂,更出于它在乱世中扮演了某种“精神避难所”的角色。它告诉当时的读书人:别慌,别乱,只要按照大戴氏那套荒诞的逻辑走下去,只要你活得够久,只要你坚持搞那个叫“礼乐”的工程,你就能持续维持那个所谓的“大君”地位,持续守护宇宙的平衡。别看现代人读来认定可笑,但那种通过拉长工夫轴来对抗死亡恐惧的尝试,那种试图用宏大的叙事来掩盖个体渺小命运的挣扎,确实有着某种悲壮的美感。 总而言之,大戴礼记实际上是一部“圣徒罗曼史”。它把历史上那些真的帝王将相、贤良圣哲,全都塞进了一场关于长寿、关于权力、关于宇宙秩序的宏大叙事里。里面的“丈人”和“小童”,不是确实在聊聊大小,而是在聊聊“哪位才是真正的老大”。里面的“老聃”和“大舜”,不是确实在聊养生,而是在聊聊“长寿的价值”。
要是你透过那一个个荒诞的设定,去触摸大戴氏那颗想要重建秩序、想要证明“大君”地位的心,你会发现,他们别看疯疯癫癫,却也在努力用一种近乎原始的方式,要去修补那个摇摇欲坠的文明世界。 这就是大戴礼记,一本充满了矛盾、荒诞,却又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奇书。它不像教科书那样严谨,但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生命、对死亡、对权力的复杂渴望。
那些被塑造成百岁老人、坐吃山空的圣人,别看死有余辜,却也在某种层面上,构成了我们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思索。大戴氏或许算不得完美的史学家,但作为大明的先哲,他确实在那个混乱的古代世界里,试图用他的逻辑,给那个时代画上一个确定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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