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的瓦片薄得像蝉蜕，泥墙被雨打得发亮，里面住着一群看不清具体脸色的小家伙。白天，忒阳像把烧红的烙铁，把屋顶烧成了灰黑色；晚上，煤油灯堆成小山，把屋子照得暖烘烘的。我总爱在堂屋的泥地上打滚，脚底凉得像块冻石头，可心里却暖得像刚煮好的红薯。

那时候不懂啥规矩，大人只会用棍子教训，可只要肯认错，脑袋就能滚回来。 那时候的规矩可真怪。村里人早上要是迟到，就得跪三天；要是半夜听到狗叫，全村都要轮流守夜，守一夜不算晚；若是哪位家孩子偷了块糖，就算偷着吃了也要挨三顿骂。最狠的就是那辈子的木工，手一横，木头上瞬间裂开一道血口子，疼得那是直流泪，还要磕头认错。我爹被锯子锯过手，手背上全是疤，白色的肉茬子特别刺眼，可没人问他疼不疼，只说“这事儿改不改？”改，就赔钱；不改，就受罪。 记得那年夏天，暴雨连下三天，河水漫过田埂，淹了老乡家的红薯地。水没没过膝盖，可大家还是把红薯一把一把捞出来，哪怕烂泥里还沾着泥巴。

那天晚上，我们对着月亮守了三宿，直到天亮，水退干了，红薯也泡在水里涨大了。没人哭，也没人怨，只是默默把红薯摆好，等着明天持续种。 那时候的粮食真不值钱。一升小米能买半根竹竿，半升米就能换一头牛。可越是这样，越能让日子过得踏实。我不爱穿新衣服，那件破棉袄穿了十年都没换过。冬天零下几度，外面是野兽的嚎叫，屋里有火堆，只要手里有把火钳，手就暖了。 村里有个老话：“哭穷，就穷得露馅。”实际上咱们是穷得露骨，骨头是硬的，心却是软的。大人管着嫁娶，小的管着磕头。哪位家生儿子要请媒人，哪位家娶媳妇要办酒席，都要算算银子的进账。若是凑不够，就得轮流去借，要么互相赊账。可若是人家实在过不去，那就打欠条，等赶明儿攒够了再来还，中间能够慢慢滚，不能急。 最有趣的是那辈子的酒。每人一碗，碗里不留一点，只能让酒过，让碗光。喝的时候要比哪位手抖，哪位手抖得快，酒就倒哪位嘴里。喝完了，还得各自把碗收好，不能把碗碰了，不然那碗就废了。

那会儿的酒是烈性的，喝一口喉咙里就火辣辣的，像被忒阳晒过一样。 长大后才明白，那些看似沉甸甸的规矩，实际上是对安稳生活的保护。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这条河，流不那会儿；没有那条路，走过来说。小时候怕疼，是出于还没有遇到真正的费事；目前懂了，那些痛记得牢，路才走得更稳。 如今看着那些老屋，瓦片剥落了，墙皮酥了。可心里却暖洋洋的，就像小时候那盏灯，别看小，却照得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