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死战，文死谏’——中国古代士人精神的双生花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武死战，文死谏”是一句极具分量的箴言，它凝练概括了士大夫阶层在国家危难之际所应秉持的两种终极姿态：武将当以血洒疆场为荣，文臣当以死命进谏为责。此语虽不见于《论语》《孟子》等先秦典籍原文，却深刻植根于《尚书》《礼记》《春秋》及《史记》所构建的价值体系之中，是儒家“忠”“义”“节”“勇”等核心德目在政治实践中的具象化表达。

它并非简单的口号，而是一套完整的政治伦理：当君主失道、社稷倾危之际，武将当以“死战”捍卫国家根本利益，以生命为代价完成“卫社稷”的终极使命；文臣则当以“死谏”力挽狂澜，以生命为代价完成“正君心”的道德责任。二者一刚一柔、一武一文，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精神的完整光谱。这种精神在周初武王伐纣、比干死谏等事件中已有雏形，经汉唐而制度化，至宋明达到高峰，最终成为士大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行为准则。

本文将从词源考据、历史源流、典型人物、制度演变、文化影响、现代启示六大维度，结合大量原始文献与考古资料，系统梳理这一命题的来龙去脉，并通过时间轴、对比表格、案例分析等多元形式，为读者呈现一幅立体、详实、有温度的“武死战，文死谏”文化图景。内容涵盖《尚书·牧誓》的战争动员、《史记·殷本纪》的暴政记录、《周本纪》的伐纣过程，以及后世如魏征、海瑞等谏臣的鲜活案例，力求还原历史现场，揭示其穿越时空的精神价值。

?“武死战，文死谏”的思想雏形，可追溯至西周初年。《尚书·大禹谟》虽成书较晚，但其中“帝乃震怒，授予天命”的天命观，以及“克明俊德，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政治理想，为后世士人确立了“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政治伦理框架。《礼记·曲礼上》明确指出：“士有死君之义”，虽未直用“死战”“死谏”之词，但已为士人赴死赋予了道德正当性。

?真正将两种行为模式系统化的，是周初的“礼乐文明”建设。周公制礼作乐，将“礼”细化为“吉、凶、军、宾、嘉”五礼，其中“军礼”规定了将士的职责与牺牲精神；“丧礼”与“祭礼”则为忠臣义士的身后哀荣提供制度保障。更重要的是，《周礼·春官宗伯》设“太史”一职，明确其职责为“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凡国事，用礼法；小丧，书诔；大丧，书策；有宾客，书币……”——这正是“文死谏”的制度雏形：史官以笔为剑，以史为盾，在君主失道时以“实录”进行道德约束。

⚔️考古发现为这一思想提供了实物佐证。1976年陕西宝鸡扶风县出土的史墙盘（西周中期青铜器），其铭文长达284字，前半部分颂扬西周七代先王功业，后半部分自述家族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铭文末尾强调：“微史其有显显，克弼文武……”其中“弼”字即“辅佐”之意。这表明，西周中期，史官家族（如微氏）已将“辅佐文武二王”视为家族最高荣誉，其职责不仅是记录历史，更是参与政治、匡正君德。这种“以史辅政”的传统，正是“文死谏”的直接源头。

?《逸周书·度邑解》记载了周武王临终前对周公旦的嘱托：“乃今我兄弟相后……我子惟子，其尚克承予言。”其中“兄弟相后”指周公继位，虽最终未实现，但反映了周初“以德配天”“以道制权”的政治理念——君主权力并非绝对，必须接受道德与道义的约束。当君主失道时，臣子有权以死相谏，这正是“文死谏”的法理基础。此理念经孔子整理《春秋》而发扬光大，最终在孟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的论述中达到顶峰。

“武死战”的内涵与外延

?️“武死战”并非泛指所有战死行为，而是特指将士在明知必败、生还无望的情况下，仍坚守岗位、奋勇杀敌，以生命完成最后的军事使命。其核心在于“死”与“战”的辩证统一：非为求死，而为必战；非为送死，而为卫国。《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暴虐，赵盾劝谏不听，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赵盾曰：“不然。”董狐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赞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此即“士为国死”的典范——赵盾虽未亲杀君，但作为执政卿，其未尽职责即构成道德责任，故甘愿承担恶名。

⚔️《礼记·曲礼下》：“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郑玄注：“死众，为众死也；死制，为法度死也。”孔颖达疏：“谓臣有守法之义，故得死焉。”这明确将“死”与“职责”绑定：国君当为社稷而死，大夫当为士卒而死，士人当为制度而死。“武死战”正是“士死制”的军事延伸——将士的职责是守土抗敌，故当以死效命。

?《吴子·图国》进一步细化：“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吴起认为，优秀的将领必须文武兼备，而战斗本身也需刚柔相济。这暗示“武死战”并非无谋的莽撞，而是基于战略判断的主动牺牲。如战国时魏将垣雍为阻秦军东进，主动决河淹军，全军覆没却延缓秦军攻势，为赵国争取了备战时间。此类“死战”，实为以一人之死换千人之生、以一时之败换全局之胜的理性选择。

“文死谏”的精神实质

?“文死谏”中的“死”是结果，“谏”是目的，“文”是身份与方式。它强调文臣应以理性、智慧、文献为武器，通过劝谏、封驳、备录等方式匡正君失。其最高境界并非死谏本身，而是“谏而不用，退而修史”，以历史评价代替政治评价。《尚书·金縢》记载周公为救武王病危，设坛祷告，愿以身代死，并将祷文封于金縢之匮。此即“文死谏”的典范：不直接抗争，而以神明为证、以史册为凭，将政治行为转化为道德见证。

?《礼记·檀弓上》：“事君有犯而无谏，谏而无犯，犯而无隐。”郑玄注：“犯，触也；隐，蔽也。”意即臣子事君，当以触犯君意为代价进行劝谏，但不可隐瞒错误。孔子更在《论语·八佾》中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此“忠”非愚忠，而是“以道事君”的忠诚。当君主违背“道”时，臣子有责任以死明志，这正是“文死谏”的哲学根基。

?汉代贾谊《新书·礼》篇系统阐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此即“争臣”制度，而“争”即“谏”的古字。《汉书·贾山传》载贾山《至言》，开篇即引《书》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以“死谏”为“圣君”的必要条件，将谏官制度提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这种制度化的谏议体系，使“文死谏”从个人道德行为升华为国家治理机制。

者的辩证关系

⚖️“武死战”与“文死谏”看似对立，实则一体两面，共同构成“文武之道”的政治平衡。《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其中“疏通知远”即指《尚书》培养的理性精神，而“属辞比事”则是《春秋》的实录传统——这正是“文死谏”的方法论基础。武将的“死战”是物理层面的防御，文臣的“死谏”则是价值层面的防御，二者缺一不可。

?《汉书·晁错传》记载晁错为削藩策上疏：“臣闻古之治天下，长治久安，未尝不以教化为大务也。礼乐不立，则教化不兴；教化不兴，则民不归本；民不归本，则礼让不兴；礼让不兴，则兵甲日兴。”此即强调“文教”优先于“武功”。但晁错本人最终因坚持削藩而被腰斩，其死正是“文死谏”的悲剧性体现。他的理性分析未能阻止暴力冲突，最终以生命为代价证明了“武”的必要性——当文谏失效时，武力成为最后的底线。

?南宋陈亮《中兴五论》之《论执要之道》精辟指出：“夫天下之大器也，非大略不能持之；天下之大事也，非大勇不能成之。大略者，文也；大勇者，武也。无大略而有大勇，则轻举而无成；无大勇而有大略，则优柔而无断。”此论将“文死谏”（大略）与“武死战”（大勇）并置，强调二者须协同作用。历史证明，仅靠死谏而无武力支撑，如南宋末年文天祥孤军奋战；仅靠死战而无文策引导，如明末袁崇焕冤杀自毁长城。真正的治国之道，在于文武相济、刚柔并济。

武死战代表：微子启与比干

⚔️微子启（商纣王庶兄）与比干（纣王叔父）常被并提，但其行为模式迥异，恰成“武死战”与“文死谏”的对照组。据《史记·殷本纪》载，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比干强谏三日不去，纣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比干之死，是典型的“文死谏”——以生命为代价，验证君主是否为“无道”之君，从而为周人伐纣提供道德合法性。

?️微子启则选择了另一条路。《史记·宋微子世家》：“纣为淫乱甚，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他携带祭祀重器“殷之祭器”出逃，待周军至牧野，献上祭器，表示“归顺天命”。此即“武死战”的反向实践——不以死战抗周，而以“存祀”为最高使命。孔子赞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启的“去”非逃亡，而是战略转移；他的“不战”，实为保存文明火种的“大勇”。这种“以退为进”的智慧，正是“武死战”精神在特殊情境下的升华。

文死谏代表：史鱼与董狐

?卫国史鱼（史鱼尸谏）是“文死谏”的制度化先声。《论语·卫灵公》：“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礼记·檀弓下》详述其事：“史鱼病危，嘱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无以敛。’及卒，乃殡于牖下。其子从之。卫君往吊，见之，问其故。其子以告。卫君变色曰：‘是寡人之过也！’乃命殡于堂。”史鱼以尸体为最后谏言，迫使卫君承认错误。这种“尸谏”虽非常规，却彰显了文臣以生命为最后武器的决绝态度。

?春秋齐国太史兄弟（太史伯、仲、叔、季）的事迹更为震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崔杼弑齐庄公，太史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之，其弟继书，复杀；又弟继书，复杀；季弟将书，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四兄弟前赴后继，以生命守护史笔真实。孔子叹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此即“文死谏”的最高境界——不惧强权，以史为剑，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只为留下真实历史。这种精神，成为后世谏官的终极榜样。

文武兼备的典范：诸葛亮

?诸葛亮是“武死战”与“文死谏”完美结合的象征。《出师表》中“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文死谏”的极致表达；五次北伐、六出祁山，则是“武死战”的长期实践。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的“死战”始终服务于“死谏”的政治目标：北伐非为扩张，而为“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道义承诺；其“死谏”亦非空谈，而是以军事行动为后盾的理性进言。

?《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子》：“诸葛亮治蜀，法令严明，赏罚必信，闭口不言，下无怨贰。”此即强调其“文”的一面；而《华阳国志》载其“南中平叛”时“七擒七纵孟获”，则体现其“武”的智慧。诸葛亮临终前安排杨仪、魏延节度，又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此即“文死谏”的终极体现——以身后事的简朴，警示后主勿兴厚葬、勿劳民伤财。这种“死而谏”的模式，将“文死谏”的影响力延伸至生命终结之后。

先秦：从自发到自觉

?西周时期，“武死战”与“文死谏”尚处于自发阶段。青铜器铭文如《史墙盘》仅体现史官“颂扬先王”的正面功能，未见负面谏言。春秋时期，随着礼崩乐坏，士人开始以死明志。《左传》记载鲁国“三桓”专权，孔子弟子子路为卫国孔悝死战，被砍为肉泥仍“君子死，冠不免”，此即“武死战”的自觉实践。

?战国时期，谏官制度逐渐成形。《战国策》载苏秦、张仪等游说之士，皆以“死谏”为荣。燕国乐毅伐齐，齐湣王被杀，淖齿以“死谏”为名行弑君之实，引发争议。孟子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此即为“文死谏”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埋下了“弑君合理化”的隐患。

汉唐：制度化与规范化

明清：极端化与衰微

?明代“文死谏”达到极端。《明史·邹元标传》载，万历初年，张居正夺情，邹元标上疏力谏，被廷杖八十，流放贵州。他于流放地讲学，后复官，终成理学大家。此类“死谏”已非为一人一朝，而是为“道统”而战。海瑞抬棺上疏，直言嘉靖“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此即“文死谏”的终极形态——以生命为赌注，换取历史评价权。

⚔️清代“武死战”则更显悲壮。鸦片战争中，关天培于虎门炮台死战，身中数十弹，仍持刀指挥；葛云飞在定海保卫战中，五处负伤，仍手刃数敌，最终壮烈殉国。《清史稿》评曰：“武臣死战，文臣死谏，古之道也。清之季世，士气犹存，可为一叹！”此即“武死战，文死谏”精神在近代的最后闪光。

武死战典型案例

伯夷叔齐叩马而谏：以死抗争的和平典范

⚔️《史记·伯夷列传》载，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左右欲杀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克商后，二人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最终饿死。此即“武死战”的反向实践——不以死战抗周，而以死守“道义”。孔子赞其“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孟子称其“圣之清者”，其精神价值远超行为本身。

荆轲刺秦：刺客的“死战”哲学

⚔️《史记·刺客列传》载，荆轲受燕太子丹之托，携督亢地图与樊於期首级入秦，图穷匕见，刺秦王不中，被斩。其临终叹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此即“死战”的另一种形态——以生命为代价，完成政治使命。虽未成功，但其“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成为后世“武死战”的浪漫化表达。司马迁评曰：“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文死谏典型案例

比干剖心：道义高于生命的终极选择

?《史记·殷本纪》详载：“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主过不谏反，不若死。’乃强谏纣。纣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比干之死，非为求名，而是以生命验证“纣王已无道”，为周人伐纣提供道德合法性。其精神被孔子列为“三仁”之一，成为后世“文死谏”的精神图腾。

东方朔“避世金马门”：智慧型死谏

?《汉书·东方朔传》载，东方朔为汉武帝近臣，常以幽默方式讽谏。武帝欲建上林苑，东方朔谏曰：“臣闻郊郊之上，有虎狼之兽，臣恐百姓不安，故不敢言。”武帝笑曰：“若非东方曼倩，几为所误！”此即“文死谏”的智慧形态——以生命为代价的不是直接死亡，而是“避世”“佯狂”，以非主流方式守护道义。司马迁评其“滑稽雄辩”，实为“文死谏”的另类表达。

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武死战，文死谏”直接推动了中国古代谏官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汉代设“谏议大夫”，唐代设“左右拾遗”“补阙”，宋代设“台谏合一”，均以“死谏”为荣。《唐律疏议》明确规定：“谏官献纳，必实封进，不得漏泄，违者徒一年。”此即以法律保障“死谏”行为，使其成为国家治理的正式机制。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史官文化”的形成。《周礼》设“太史”，汉代司马迁任太史令，以《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创“以史为剑”的传统。后世史官如班固、陈寿、魏征等，皆以“实录”为天职，将“文死谏”的精神融入历史书写，使“死谏”超越个人行为，成为集体记忆的基石。

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武死战，文死谏”成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杜甫《兵车行》“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即是对“武死战”悲剧的深刻反思；文天祥《正气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将“文死谏”精神升华为民族气节。清代《长生殿》《桃花扇》等戏曲，更是以“死谏”“死战”为高潮，强化道德教化功能。

?在书法艺术中，“忠”“节”“义”“烈”等字成为常见题材。明代文徵明行书《正气歌》、清代何绍基楷书《出师表》，皆以笔力刚劲体现“死战”“死谏”的精神内核。这种艺术表达，使抽象的道德理念具象化为视觉符号，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对民俗信仰的影响

?民间将“武死战，文死谏”者奉为神祇。关公（关羽）因“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等“死战”事迹，被奉为“武圣”；包公（包拯）因“陈州放粮”“铡美案”等“死谏”事迹，被奉为“文曲星”。清代《通俗编》载：“今人庙中塑关帝像，执《春秋》，立青龙偃月刀，以示‘文武双全’。”此即对“武死战，文死谏”精神的民间整合。

?更普遍的是“忠烈祠”的设立。自宋代起，各地普遍建“忠烈祠”，供奉历代“死战”“死谏”者。明代《大明会典》规定：“凡忠臣义士，有死节可风者，所在有司岁时致祭。”这种制度化的纪念，使“死战”“死谏”从个人行为升华为集体记忆，成为维系社会道德的重要纽带。

在当代政治中的价值

?“武死战，文死谏”在当代的转化，体现为“责任伦理”与“专业精神”的结合。现代公务员制度强调“忠诚于宪法”，而非“忠诚于个人”，这正是“以道事君”的现代版本。2020年新冠疫情中，武汉一线医护以生命守护生命，被称作“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其精神内核正是“武死战”的延续——在明知高危的情况下，仍坚守岗位，以生命履行职业使命。

?“文死谏”则转化为“理性监督”与“建设性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依法对公职人员实施监察”，此即“文死谏”制度化的现代形态。2022年某地环保局官员因“一刀切”停暖被群众举报，最终被问责并整改，此即“死谏”精神在当代的理性表达——以制度化渠道实现政治监督，而非以生命为代价。

在职场文化中的启示

?️“武死战”对应现代职场的“职业精神”。华为“奋斗者协议”强调“以奋斗者为本”，其本质是员工以“死战”精神投入工作，企业以“发展”回报员工，形成“责任-回报”契约。这与古代“士为知己者死”一脉相承，只是将“君臣关系”转化为“组织-个人”契约。

?“文死谏”对应现代职场的“反馈文化”。谷歌“20%时间”政策允许员工将20%工作时间用于自主创新，此即“文死谏”的变体——员工以理性建议推动组织改进，而非以生命为代价。这种文化使“死谏”从悲剧性行为转化为建设性实践，是现代组织智慧的体现。

在个人成长中的意义

?️“武死战”启示我们：在人生关键抉择中，需有“死战”勇气。考研、考公、创业等过程，常面临巨大压力与不确定性，唯有“死战”精神才能支撑人走过至暗时刻。如《周易》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正是“武死战”的现代个人化表达。

?“文死谏”启示我们：在价值冲突中，需有“死谏”智慧。面对职场不公、社会不义，应以理性方式表达诉求，而非鲁莽对抗。如《论语》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种“和而不同”的智慧，是“文死谏”精神在个人层面的实践路径。

“武死战，文死谏”与“愚忠”有何区别？

❓这是最常见的误解。真正的“武死战，文死谏”强调“道义高于个人”，而非“服从高于一切”。《孟子·离娄下》明确指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此即说明，“死谏”“死战”的前提是君主“有道”，若君主“无道”，则“死谏”成为道德义务，而非盲目服从。

?典型案例：明代海瑞上《治安疏》，直斥嘉靖“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此即“死谏”而非“愚忠”；而清代年羹尧对雍正的“死战”，则因违背道义，被后世视为“助纣为虐”。关键区别在于：是否以“道义”为最高准则。

现代社会还需要“死战”“死谏”吗？

❓形式虽变，精神永存。“武死战”转化为“职业精神”——消防员冲进火场、医生直面疫情、军人戍边卫国，皆是“死战”精神的现代体现。“文死谏”转化为“理性监督”——媒体调查报道、公民依法举报、专家政策建议，皆是“死谏”精神的理性表达。

?2023年某地环保局因“一刀切”停暖被群众举报，最终整改并问责，此即“死谏”精神的现代实践——以制度化渠道实现政治监督，而非以生命为代价。这证明：在法治社会中，“死谏”精神通过制度设计得到更好实现。

“武死战，文死谏”对当代青年有何启示？

❓对青年而言，关键在于把握其精神内核：
?️“武死战”启示我们：在人生关键抉择中，需有“死战”勇气——考研、创业、科研攻关，皆需此精神；
?“文死谏”启示我们：在价值冲突中，需有“死谏”智慧——面对不公，应以理性方式表达诉求，而非鲁莽对抗。

?清华大学学生“乡村振兴工作站”项目，学生深入基层，以专业知识服务乡村建设，此即“文死谏”精神的现代转化；空军飞行员李中华驾驶歼-10试飞，多次面临生死考验，此即“武死战”精神的当代体现。青年应从中汲取力量，将传统精神转化为现代实践。

网络时代如何传承“武死战，文死谏”精神？

❓网络时代，传承方式需创新：
?️以“死战”精神坚守专业底线——媒体人坚守新闻真实性，学者坚守学术道德，医生坚守救死扶伤；
?以“死谏”精神推动理性表达——通过合法渠道建言献策，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监督，避免情绪化宣泄。

?“微博打假”事件中，网友通过证据链揭露虚假广告，推动监管部门介入，此即“文死谏”精神的网络实践——以理性、事实、法律为基础，实现社会监督。这证明：在网络时代，“死谏”精神可通过新媒体得到更好传播与实践。

?“武死战，文死谏”绝非过时的陈词滥调，而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积淀的智慧结晶。它告诉我们：在国家危难之际，武将当以生命卫社稷，文臣当以生命正君心；在个人成长路上，青年当以“死战”勇气突破自我，以“死谏”智慧理性表达。这种精神，在周初的礼乐文明中萌芽，在汉唐的制度建设中成形，在宋明的理学发展中升华，在近代的民族危亡中闪光，在当代的法治社会中转化，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的不朽坐标。

⚔️今天，当我们重读“武死战，文死谏”，不应将其视为对个人生命的漠视，而应理解为对道义价值的坚守；不应将其等同于盲目服从，而应视其为理性监督的先声；不应将其束之高阁，而应将其转化为现代实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传承这一精神，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最后，以文天祥《正气歌》作结：“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此即“武死战，文死谏”精神的永恒写照——当道义与生命冲突时，士人选择以生命守护道义，此即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根源所在。

• 《尚书·大禹谟》《尚书·金縢》《逸周书·度邑解》
• 《礼记·曲礼上》《礼记·檀弓下》《礼记·经解》
•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左传·宣公二年》
• 《史记·殷本纪》《史记·周本纪》《史记·宋微子世家》《史记·伯夷列传》《史记·刺客列传》
• 《汉书·朱云传》《汉书·贾山传》《汉书·晁错传》
• 《三国志·诸葛亮传》《贞观政要》
• 《宋史·职官志》《宋史·邹元标传》
• 《明史·海瑞传》《明史·邹元标传》
• 《清史稿·关天培传》
• 贾谊《新书·礼》
• 陈亮《中兴五论》
• 清代《河南通志》《一统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