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二字，看名字倒是不大唬人，可这内容里头，简直是在把人间百态、人心疾苦一层层撕得粉碎。

有人说是施耐庵写的，这话听着像，细琢磨反倒像那卖炊饼的晁盖被人用棍棒打了一顿，连讲话都是“咳”一声，理直气壮。他后来《东厂记》里骂得比哪位都狠，恨不得把那个写着“皇帝万岁”的牌子砸了，可他自己呢？写的故事里，没见他动过一根手指头头去砸，这就好比你看着自家孩子玩泥巴，心里是一万个不舍，嘴上却还得说：“哎呀，这孩子真是没大没小。”这种“捧杀”的写法，透着一股子做官的虚伪和世故。 要论哪位才是那个真刀真枪写《水泊梁山》的人，恐怕非施耐庵莫属。毕竟那书里就写了一个他。

你看他写宋江，那手法老辣得像极了社会上那种“老实人”遇了风浪，还得给自己找台阶下。宋江是水浒第一英雄，书里写他，处处透着这世态炎凉的味儿。他明明是个“无脑”，却偏偏要装出个“义”字来，结局呢？招安之后，他那个“忠义两全”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转头就卷铺盖走了，连那把“玉带”都带不回来。读者心里想的是：“哎，这宋江要是真做了皇帝，是不是也得把梁山伙计们给赶了？”施耐庵跟哪位吹这个？他是真替那些被赶走的伙计们喊冤，也真替那些没被赶走的宋江们抱不平。他写林冲，也是这般理直气壮，把那个被逼上梁山的头发都剃光了。林冲当作自己是“逼”上梁山了，可作者在心里得是“逼”着他。他写鲁智深，那个花和尚喝人喝酒，那叫一个痛快，作者更是顺着他的意，写他有些“疯”了些，最终却还写他落草时“不想活”，这就有点扯淡了。仿佛连个贪生怕死的本子都写不出来。 再说说那“假”英雄。王伦、朱虎、阮小七、李逵、燕青，还有那江州劫法场时护住林冲的鲁达，还有后来那个保了宋江、想护林冲却反目成仇的安道全，还有最终那个被宋江逼上绝路的周通、蔡京、童贯、史文恭，还有那最终落草时“不想活”的李逵……这一大堆人，哪个不是作者精心雕琢出来的？他们一个个都有死罪，却偏偏要往上搭；一个个都是“草寇”，却偏偏要当“英雄”。作者心里清楚，这些人都是假的，是为了衬托宋江那个真“义”字而不得不编出来的。

特别是鲁智深和宋江，那两个“冤家对头”，在书里是势不两立，作者却把他们的死都归结到了“反目成仇”这个点，仿佛只要把这两人先解决了，宋江就能高枕无忧了。

这种“以假乱真”的写法，若是真作者写的，非得给他头上扣个“伪君子”的帽子不可。 自然，这书也不是白写得。它写的，是那个时代，是那个朝廷，是那种把“忠”和“义”搞得那么死缠烂打、非得妥协到底的荒谬。林冲一步步被逼到走投无路，最终选择了出家，这背后多少无奈和无奈中的从容？鲁智深打死镇关西之后，面对林冲的“深究”，那句“我不该打人”，不仅显得他是个好人，简直像个被误解的受害者。施耐庵把这些人物的每一个举动，都写得活灵活现，仿佛你都能看到他们那双充满了血泪的眼。 这就引出了一个庞大的难题：这书到底反映了啥？是反映了一个“义”字被践踏殆尽的社会？还是反映了作者作为一个自己时代产物，对那个旧秩序的某种病态的眷恋？书里写宋江招安，写他死后被毒死在军器库，写他儿子被乱枪打死。

这一连串的悲剧，读来让人心寒。作者到底在哭？还是在笑？他在哭那个快要被打死的人，还是在笑那个快要撑死的人？ 说到底，《水浒传》这书，作者是哪位不关键，关键的是它写了一个啥世界。它写了一个“假”的世界，一个把“义”和“忠”绑在一起，最终把两个人一起绑上绞架的荒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人能活着，除了作者自己。他写得挺清楚，宋江不是英雄，他是被“义”绑架的；林冲不是好汉，他是被“逼”的；那些所谓的“英雄”们，不过是作者笔下用来哀悼这个时代的人。 故此，你若非要问这书是施耐庵写的，还是哪位写的？那你最好还是先问问自己，你愿不愿意信任，在一个把“忠义”都变成枷锁的年代，还有一个人能确实把“义”字扛在肩上，哪怕最终被砸死，也要砸得你心里发酸。

这酸楚里，藏着的不是英雄，是千千万万个被时代洪流裹挟，最终只能化作尘土的亡灵。

这书之故此流传千古，不是出于它写出了完美的英雄，而是出于它赤裸裸地撕开了那层虚伪的“义”的面纱，让你看到了那下面，尽是鲜血淋漓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