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安居士，本名李清照，字易安。她叫这个名字，多半是怕走得忒快把后人跟丢了。她本是一个一般/平平的读书人女儿，父亲叫赵明诚，是个半官半商的富家翁，平时喜爱考证地理，喜爱研究古书里的书画。赵明诚是个极细腻的客卿，对字画古董那是老手，间或也爱玩玩棋，或是去国外看个风景，回来就知道别处美在哪。她也就跟着他，守着这半官半商的宅子，守着这半官半商的库房。 他们把家安在济南的宝地，那里地气实在，冬天不冷，夏天不燥，适合这位爱画画的女子安身。她住过三间屋子，人数不多，日子过得也安稳。

后来赵明诚在东京汴梁（也就是目前的开封）做吏，离她越来越远，再也没回来过。

这便把日子熬成了等死，死得也透透的。她守着空荡荡的屋子，守着断断续续的琴声，守着那本一直没写完、墨渍都干得发白的一册残卷。 她那首词里的“金石录”，实际上更多是写她心里那本心照不宣的账本。账本上记下的不只是买卖，还有那些日子。她写的那些词，像不像是在给那些不懂她的古人写信？她总认定自己是个不懂装懂的人，可这装懂，却成了她最硬气的事。她写“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那是她半生最得意的时候，那是她认定自己还能再飞一次的时候。她认定那份醉意，是灵魂在云端跳舞的样子。可后来，她站在地面上，才发现那舞蹈忒轻了，轻得怕是有个影子在背后，硬生生把她往下拽。 她写的那份《金石录》，内容倒是不少，但真正让她命丧黄泉的，不是那些书，而是那个“易安”这个名字。她怕别人叫她“易安居士”，怕那“士”字把她的软弱突显得忒过。怕别人当作她只是个只会写诗填词、不懂如何过日子的傻子。她实际上挺清醒，她知道赵明诚早就忘了她，她知道天下之大，能有几个人能理解她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肝肠寸断？可她又放不下，放不下那份对过往的眷恋，放不下那份对未来的恐惧。 她年轻时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明明心里没事，非要写出“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样让人心疼的词。

那是她最得意的作品，也是她最狼狈的作品。她怕别人看她瘦，怕别人说她愁，怕别人说她不如那些才女。她总认定自己是个黄了者，一个连男哥们儿都没能留下，连自己都没能好好活着的黄了者。可她偏偏要活，要活的像个活人，哪怕这活人是躯壳。 她的晚年，是真正活成了那个样子。她不再写那些花好月圆，不再写那些歌舞升平。她写那些“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那是她在雨中走出来的身影，那是她骨子里的倔强。她写那些“人比黄花瘦”，那是她面对离别时的无力，是她眼睁睁看着爱人远去，自己却只能对着空荡荡的酒杯干杯的绝望。她写那些“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那是她整颗心都被掏空后的凄凉。她就连写那些冷落了她的《武陵春》，写她那最终一点力气，写她在那种极度的悲痛中，依然想要维持体面的愿望。 她死的时候，才五十岁。她是哪位？她是一个一般/平平的母亲，是赵明诚的遗孀，是那个被时代遗忘的女子。她没有留下啥宏大的故事，没有留下啥惊天动地的功绩。她只是活过，活到了生命的尽头，活成了那个在风中摇曳的残荷。她活得忒干净利落了，干净利落得让人不敢触碰，干净利落得让人不敢亲吻。 她留下的那些词，像是一把把生锈的钥匙，插进工夫的锁孔里，转动了一下，发出“咔哒”一声的声响。

那声音挺轻，轻得没人听到。可有时候，你读完一首词，你会突然想起某个瞬间，想起某个画面，想起某个声音，那一刻，你突然认定，那些字，那些词，那些“黄金榜上，偶失龙头物”的遗憾，那些“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深情，竟然确实刺痛了你的心。 易安居士，她是哪位？她是一个被时代磨平了棱角的女子，她是一个被生活压弯了腰的女子，她是一个在雨中奔跑过、在街头走过、在书斋里坐过、在梦里走过的女子。她用文字，用情感，用生命，谱写了这首关于爱情、关于命运、关于死亡的绝唱。她留给我们的一首首词，不只是是一串格律死板的符号，那是她生命的全体，是她灵魂的全体，是她在这个荒诞世界里，唯一能证明自己还活着的证据。 你说她是哪位？她是哪位，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易安居士。我们都在自己的人生风雨中，写过自己的《金石录》，写过自己的《武陵春》，写过自己的那首《如梦令》。我们都在某个时刻，试图用那把生锈的钥匙，去转动命运的锁孔。可现实是啥现实，只有试过才知道。我们都在等，等一个懂我的人，等一个能读懂我们那些藏在字里行间、血泪交织的深情的人。 她走了，她走了。可她没走远。她没走远，她就一直活在我们心里，活在我们读过的每一个字里，活在我们每一次丧失后的感慨里。她是哪位，她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