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那四股劲儿，多半是硬扎出来的，跟那些端着架子写奏折的翰林院弟子绝不一样。

你想想，当时那些大员，大多是从市井里混出来的，要么是从地方上的大官一路爬上来。他们一上朝，就把那些纸上谈兵的家伙赶走了，直接扔进大牢。

这局面下面，实际上也没几个人能指望他们靠一本正经的奏折就能把国事给理顺了。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翁同龢。

这人平日里看着文质彬彬，精于书画，满口古书，但到了关键时刻，简直成了个“打手”。

那时候朝廷里想搞些新政，要么要变革那些陈规陋习，他那个脑子里也就那么几套现成的一套，根本提不出啥新花样。他上奏的时候，往往只是一些重复的程式化语言，套话连篇，把那些真正想要改革的人给噎住了。更绝的是，他死前不仅没搞明白如何搞，连如何把自己写出来都搞不清楚，最终被慈禧一统笔就写成了“遗诏”。

这结局，就是清朝最终那几百年，不知道有多少个“维新”的招牌，全被他用这种低级的形式主义给撑死了，最终再加上义和团，把整个国家给弄死了。 再看康有为，这个人倒是有点“创新”的味道，但他那创新，说白了就是把那些无用的假洋文给搬进来了。他搞的那些变法图强，大局部内容都是移花接木，把西方的概念硬塞到中国的大框架里，结局就是东效西学，两头不着边际。他写的东西，往往显得特别满，像是要把所有道理都堵死，让人根本没法呼吸。他那个书，翻开一看，全是那些陈词滥调的格言，让人看了头大，心里却想不出一个具体的行动方案。等到后来他死了，那个字，全被留成遗书，一看就知道，他死前根本没想过自己到底该写啥，彻底就是被那个年代逼着写的，写完了就等着死。 还有一个，就是林则徐。他这人，平时是个十足的正人君子，跟常人没啥两样，就喜爱整那些清规戒律。他上奏章，一直先列个长长的“议”，把几个大道理都说一遍，说完了就完了。他特别精通用那些大道理来套那些小把戏，把那些想实际操作的人给绕晕了。他写得文章，别看写得挺好，但内容实际上特别干瘪，大局部还都是些老生常谈，根本没有啥具体的办法能解决实际难题。他那个思路，就是那种“先有道理，后有难题”，最终难题全被搁置了。 说到曾国藩，这人倒是有点“变通”的意味。他平时那个做事，尤实际上在，喜爱把那些复杂的事件好办化，喜爱用他那个熟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框架去套用一切。他写的那些奏折，别看也是那么一套套的格式，但内容上却充满了他的个人风格。他特别精通把那些复杂的局面对比成好办的“义”与“利”，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去解释一切。他写出来的东西，往往显得特别自信，仿佛自己的每一个拍板都是天经地义的。他那个思维模式，就是那种“只要我这样做，一定能行”，结局就是最终常常是个大坑，把大家给坑进去了。 这四位，各有各的毛病，各有各的写法。翁同龢，那是“死得早”，死得忒早没来得及搞明白如何写；康有为，那是“写得满”，把该说的全说不出来了；林则徐，那是“话不全”，把该说的全都说完了；曾国藩，那是“想自然”，把该做的全都按他自己的方式做了。

这四位啊，恰恰就是晚清那几位大员，最反面的典型代表。他们写的那些字，大家目前看，往往只认定是故纸堆里的灰尘，可那时候，却是实实在在的金砖玉砌。 实际上，晚清那几位大员，写出来的东西，根本就不是啥“治国方略”，而是他们个人性格和当时局势的混合体。翁同龢死了，慈禧就写遗诏，把这个字变成权力延续的工具；康有为死了，后来的人还是按着他的那套逻辑持续折腾；林则徐死了，他的文章就成了后来那个时代引用顶多的“绝句”；曾国藩死了，他的思维就成了后来无数人模仿的“标准答案”。 你看，这四个人，写的不是“晚清四大名臣”。晚清的四大名臣，是张之洞、盛宣怀、沈葆桢、李鸿章。张之洞那个，是官本位，喜爱搞大学的，想把那些洋务运动的模式标准化；盛宣怀那个，是商本位，喜爱搞实业的，想把那些洋务运动的模式商业化；沈葆桢那个，是幕僚本位，是个实干的，想把那些洋务运动的模式制度化；李鸿章那个，是武将本位，是个战场的，想把那些洋务运动的模式军事化。他们写的东西，比那四位正儿八经的翰林院弟子，要实用得多，也彻底得多。 故此，晚清那四位名臣，写的不是啥啥“杰作”，而是他们那个时代最真的写照。翁同龢写的是“死”，康有为写的是“满”，林则徐写的是“话”，曾国藩写的是“想自然”。

这四个人，用他们那一套套的老旧逻辑，把那个时代最终几百年，写成了最真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