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大宋的开封府里找出一场比官老爷还大、比皇权更深的官司，还得看哪位敢拿“人”去要命。窦娥冤这书，写起来跟把刀子往人肉里怼似的，带着血，透着凉，读的时候心像是被风一刮，全搅乱了。

这书的前任作者，是哪位呢？是那个在街头巷尾碰头、磨破嘴皮子才说出来的戏班伙计。 作者这人，咱们不得扒开皮，看里面。他是湖北人，叫关汉卿。关汉卿这人，挺特别的。别人写诗像文人，他是写戏的。

那时候的坐科科，把功名当饭吃，他在考功名的那一步没考好，就被骂了，接着就上路了。

这书，就是他站在死人堆里，对着那些冤魂哭出来的。他写窦娥，不是写一个女秧子，是写一片天，写一块地，写一个王朝如何一步步把人往坑里按，把地往玻璃里砸，最终连“人”字都废了。 窦娥这冤，听着是个人的小命，实际上是个国家的病。元朝末年，胡人乱跑，百姓没地儿落脚，官府只知拿人骨头换宝，哪位也不爱。关汉卿写这书，就是在讨债。他讨的不是窦娥这一口气，是天下这口气。他把这些人分成了三类：一类是像窦娥一样，被风刮得衣带斗折，被鬼剪的角发，被吓成疯子的；一类是像赵盼儿一样的，别看也有苦，但好歹是人在这世面上喘气；还有那一类，是那些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把百姓当成牛马，把法律当成橡皮泥。窦娥的悲剧，实际上就是这些拿着刀的人的缩影。 关汉卿这书，最了得的地方在于他把“天”给弄破了。窦娥发脚后跟，说天要旱，地要裂，地要裂了，天要塌了。可这破天，破的压根儿不是天，是人心。他说这天下，有“三桩事”：第一桩是赤紧巴巴的人家没饭吃；第二桩是衙门里的差役，拿着法棍，嘴毒心狠；第三桩是这天下，怕是早就兜不住这线了。关汉卿把这三桩事摆出来，哪桩不是血淋淋的？哪桩不是惊雷划破了人间的宁静？他写窦娥，就是为了让读者明白，这“三桩事”能压死人，能压断骨头，就是压不住那根从头顶上垂下来的“天”。 说到这“天”，关汉卿写得尤实际上。他不只是是在讲神话，他是在讲统计。你知道一里一里，一里二里，几千户人家吧？关汉卿在说，这“天”病了，病了千千万户，病得人也得一具具。他用的，是数字，是逻辑，是老百姓最听得懂、也最信得过的规矩。他说，这地，实打实的，死了人还显灵，死了人不显灵，非要怪天，那还是骗鬼呢？这书，把“天”给解构了，解构成了一群拿着鞭子、拿着刀、拿着权力的鬼魂。他们说，你死了，你怨了，他们看着你的骨头上了梁，看着你的血填了沟，接着就跳你的地，接着就塌你的天。 关汉卿这人，写这书的时候，心里有没有认定委屈？

有没有认定忒苦了？《窦娥冤》里，窦娥哭得嗓子冒烟，哭到胡子都掉了，可关汉卿写的时候，心里却是实打实疼的。他写赵盼儿，写那老母，写那泼妇，写那贪官，写那暴吏。他把这些人的脸都扒下来了，扒得干干净利落净，全是血。他写窦娥，不是为了让她白，是为了让人明白，这命，就是命。

这书里，没有“起初、其次、最终”，没有“总而言之、注意、务必、关键”。它就是一个声嘶力竭的哭，就是一个在死人堆里吼出来的控诉。 关汉卿这书，写得最狠的地方，是在结尾。他说，窦娥死了，改成鬼，风一吹，她就血溅了漂。

这漂，漂着的是血，漂着的是罪，漂着的是这世道的脏。他让这些鬼魂，对着百姓喊：“地有火，天有雷，你爹你娘你婆你妈，你老公你儿子你孙子，你爷爷你奶奶都信，你也不会信。

这地，这天，这阎王，都骗你，都骗你！”他喊得那么响，那么狠，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人，都听到这声音，都看到这血。 这书，写得好，坏得好，难读还好读。它把“天”字给砸烂了，砸成了血水和泥土。关汉卿，这位大宋末年的戏子，用他的嗓子，用他的血，给那个昏聩的皇帝和那个黑暗的朝代，上了一堂上辈子都上不了的课。他写的，不是一个女儿，不是一个冤女，而是整个大宋的脊梁断了。

你看，悬在窦娥头顶上的那顶压住头顶的“天”，要是塌了，这书，就上去了。

这书，就是那个天上掉下来的雷，就是那被风吹散的雨，就是那在纸上画出来的血。它提醒着后来的人，天塌下来，有人顶着，有人替顶着，但那些替顶的人，往往就是人。 关汉卿写这书，写到最终，写的是“人”与“天”的搏斗，写的是“人”在“天”下挣扎的极限。窦娥死了，可这冤，没死，它还在天上。它还在风里，还在地上，在每一个活着的人心里。关汉卿用这书，把窦娥的冤，变成了全天下人的冤。

故此，这书，至今读来，依然让人心头发颤，仿佛还能听到那风刮过，那血溅来的声音，还在大宋的长空里回荡，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