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哪有啥定于一尊的大道理，有时候命运就是个没记性的小孩子，前一秒还跟你喊兄弟，后一秒就跟你撒泼打滚。咱就说这王实甫写的《西厢记》，跟咱们一般/平平老百姓过日子似的，哪能指望它就那么平铺直叙地走到最终？这戏里头，崔莺莺那个姑娘，心思比哪位都细，油嘴滑舌，嘴上不说，肚子里却装了一肚子主意。她看不惯那些男人们总爱占便宜，想从那儿偷点甜头，哪怕是个酒囊饭袋，也想凑个数儿。可偏偏这厢的张生，也是个贪心又没眼力的家伙。他只想找个能跟她拜堂成亲的人，至于赶明儿有没有个三妻四妾，要么婚后会不会变心，连他自己都猜不到。两人情同手足，从小一起长大，连磕子的声音都记得，偏偏就在最该他们好益处处的关头，出于一个贪杯、一个想攀高枝，让这段本来就有的深情，硬生生给掐断了一半。 书里的王实甫，为了让这戏火起来，简直是在脑子里开了锅，把那些浪漫情节往嘴里灌。

你看那红亭翠榭，把轿子当车用，把酒当茶喝，把状元榜眼热繁华闹地排着队来，中间就连插了个“试才”的环节。

这要是真按常理出牌，结局估摸就是那个没心没肺的张生，被那个漂亮了得的莺莺给瞧得发不动火，最终吃亏的是张生。可王实甫不如此想，他脑筋像打油诗一样，想着要是能安排成一个“试才”的桥段，让张生在众人面前露点把式，不就显得自己才学横绝，莺莺也不吃亏嘛。便这“试才”的一出戏，硬生生在两人之间架了一座高塔。最绝的是啥？是莺莺心里明明早就死心塌地爱着张生，嘴上却说“答应不答应，连一个饼子都没有”，最终才是那个实在信誓旦旦说要结缡的举动。

这看似矛盾，实则深意，人都是要面子里藏着里子，这层皮厚的人，真到了关键时刻，才肯把真本事拿出来献给人看。 说到数据，你要是去查元代那会儿的戏票，会发现《西厢记》的火爆程度，确实不像话。

那剧本一出，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出了大都，飞出了元大都，飞到了全中国。据一些学者统计，在它问世的当年，光是河北地区，好的戏院估摸不下三十家，光是南曲班社就有五十家，由此可见它当时的号召力有多强。想当年，这剧一出，简直就是全民狂欢，老百姓一边唱一边跳，还有那著名的“长亭送别”，连路边的杨柳树都被唱出了风景。

要是当时没有这出戏，这剧恐怕也就是个一般/平平的杂剧，能流传下来，早就被扫地出门。但偏偏王实甫没打算让它就如此散场，他手里握着剧本，看着那书在墨汁里熬了三年才变成书，心里肯定也是忐忑的。出于这书里藏着忒多真事儿，他怕后人看了只认定是个笑话。

故此他特意在结尾处加了一出“拷红”，把崔莺莺在石头堆里哭了一整天，把那些没用的情人都骂了一顿，最终还留下一句“愿普天之下有情人都能成眷属”，算是给这戏定了个调子，让这剧能一直唱下去。 再说到这戏里的细节，那崔莺莺的性格真是活灵活现。她不是那种傻白甜，她连如何跟男人讲话都有讲究。他说哪怕长得丑，只要心里有她，就是好男人。她却说，能让她受委屈的，不可能是个好人。

这话说得稀罕，把当时大量男人的心思都猜中了。她实际上是个挺智慧的人，知道这个门道，也知道张生是个贪吃懒做、只顾眼前利益的人。

故此她不能直接跟张生说分手，也不能随意答应那个做媒人说的话。她得找个台阶下，得演一出戏，演给她自己的那份真心，也要演给张生那份深情的样子。

这中间还得借那个红娘这个“媒婆”的嘴，把话圆过来。红娘这人平时是个急性子，办事麻利，讲话直，但在黄门婆（那个媒婆）面前就得装淑女，还得顺着媒婆的意，不然媒婆就真当她是条死狗了。

这戏演出来，红娘就成了那个最懂事、最圆滑的角色，成了全剧里最大的一条线。

这要是没有红娘这一出，这戏的“圆”劲儿就没了，显得那男女主的感情像是在硬拗，忒僵了。 你当作这故事就如此好办，实际上没那么好办。王实甫为了把这场戏演得真、演得顺，就连不惜动用了各种手段。

比如在舞台设计这块，他把那个“借扇”的桥段做得特别精彩，张生拿扇子当幌子，把莺莺的心意挑明白。

这时候的莺莺，心里是慌的，但脸上要装着泰然自若的样子，还得把扇子递那会儿，还得配合张生做那些怪异的、就连有点破绽的动作。王实甫在剧本里把这些细节都写得清清楚楚，让后人一看就知道那场景是如何摆的，情感是如何递进的。

像那个著名的“长亭送别”，那不仅是送别，更是诀别，是一生的终止，也是希望的启动。

那些分分合合，那些热肠冷脸，全是在文字里装出来的。 故此你看，这《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他不是那种坐在案头苦想两年就成书的人，他是把这书当成一种工具，一种武器，用来搅动那元杂剧的浑水。他知道，这本书一出，不只是是把一套故事讲完，更是给元代那个杂剧时代画了一个句号，也给后来的人留了一个希望。目前的《西厢记》版本，经过了几百年的抄写、刊印、改编，版本多了去了，但核心情节，那个借扇、那个长亭，那些情感，一直没变。它是中国人文学科里的一座丰碑，不是教科书里的一行小字，而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一段感情，活生生的一首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