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美人是哪位写的 提起这词，你立马就能想起一首词牌名《虞美人》，那首最著名的，自然就是李煜。 李煜，南唐后主，是个有点悲剧色彩的人物。他本是吴主孙权的爱婿，后来跟着他父亲南唐后主李璟称吴王，再后来成为自己儿子的父亲，当了南唐的后主。南唐是个弱国，打仗输得惨，他最终投降了宋朝，成了异族当家的俘虏。 他这辈子最让人心碎的，就是那份“一抔土”的亡国之痛。他之前的词，写的是荣华富贵、离愁别绪，那是旧主欢场的余温。但他死后，那宫里的金銮殿、深宫里的曲调，都像是断了线的风筝，飘在千里之外，只剩下这满纸的凄凉。他生前写了不少词，像《清平乐》、《浪淘沙》这些，大多都是“朱门酒肉臭”那种繁华烂泥里的哀歌。但他留下的最终一首词，写的却是自己从敌军手里被囚禁在断肠 نامه，从此一生都在悔恨和痛苦里度过。 这首词，就是《虞美人》。 词牌名《虞美人》实际上挺有意思的，跟《蝶恋花》有点像，都是双调，都带“花”字。但为啥偏偏用这个，李煜是专门选的，是为了把那千年来积攒的亡国之恨，都倒流进这杯苦酒里。 他的这首《虞美人》，一共四十九个字。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这一句开头，骚气冲天，把那些繁文缛节一下子撕得粉碎。春花、秋月，本该是美好的象征，可李煜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心里那团火就不由得旺了起来。他正在看着那些四季轮回，想着当年自己做南唐后主的时候，有多少豪门千金在月下争奇斗艳，有多少男男女女在歌楼酒肆里夜夜笙歌。

那时候，哪位还顾得上那天下的大宋江山，哪位还管这满腹的愁苦？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这句写得极好，像是一把刀，直接剖开了玉壁。雕栏玉砌，这是昔日皇宫里精美的栏杆和台阶，还在吗？还在啊。但朱颜改，这个“改”字，用得狠。朱颜，指的就是那些曾经娇艳的容颜，曾经十里红妆的姐妹们，曾经歌舞升平的百姓们，全都转变了。有的死了，有的老了，有的流落在外，变成了陌路。

那种物是人非的惨状，比任何字句都让人痛彻心扉。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一问，问得极深。愁是啥？是亡国的恨，是失国的痛，是生离死别的苦，是那种一辈子填不满的伤口。他问国君，国君能有多少愁？或许国君也有愁，但他不在乎。他直接拿江水来比喻愁。

你看这江水，它流得多么漫无边际啊，向东奔流奔流，流不到头，流不到尽头。你的愁，就是这江水，滔滔不绝，连绵不绝，一直流到目前。 这首词，写得忒好了，忒好了。它把李煜一生的悲剧，浓缩在这短短的一千多字里。它不像那些故作高深的词作，没有那些无病呻吟的把戏，也没有那些故弄玄虚的修辞。它只有一句话，好办、直接、冷酷，却直击灵魂。 有人说，李煜是“以亡国之音写亡国之恨”，有人说是“以旧主欢场的余温，写新朝悲歌的哀歌”。

实际上这两者并不矛盾。他那些那会儿的词，写的都是“刘郎已恨烟埃歇”，那些繁华落尽的落寞，那种“过春山，踏春泥”的无奈。他那会儿写的，是那种“当时只道是寻常”的亲切感，是那种“有情芍药一春娇”的细腻。 可《虞美人》不一样。它写的是他死后，那种无法挽回的绝望。他那会儿可能写过“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那是写春花的繁华。但他最终写《虞美人》，写的是樱桃和芭蕉都无法再红、再绿，写的是那些美好的事物，都在他死后被毁了。 这就好比一个人，那会儿挺健康，挺快乐，突然有一天生病了，那个病，就是那“一抔土”。他再也回不去了。他那会儿写的词，就像是他还没生病时的日记，别看里面也有悲伤，但那是带着希望的悲伤，那是为了明天能更好而流的泪。而《虞美人》，那是他的后事，那是一种彻底的毁灭。 并且，李煜的这首《虞美人》，在文学史上也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它不只是是李煜一个人的作品，它成为了中国文学里，一个特殊符号。它代表了一种极致的绝望，一种极致的真。人们读它，不是在看一个文学大家的技巧展示，而是在看一个人如何把自己的一生，全体给了那个“愁”字。 你看，这“一抔土”的重量，它压得李煜喘不过气来，压得他无法入睡，压得他无法醒来。直到他死在汴京，直到他死在囚笼里，直到他死在历史的尘埃里，这首词才真正搞定了它的使命。它像一座碑，立在历史的荒原上，告诉后来的人：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痛苦，是一辈子填不上的；有一种悲伤，是像春水一样，流不完，也倒不完。 故此，当你看到“一抔土”的时候，你就知道，李煜不只是是在写一首词，他是在写自己，是在写那个时代，是在写整个人类在丧失一切之后，那种根本性的、无法弥补的落差。 那首《虞美人》，就是李煜用他的一生，写给世界的最终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