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天歌曲，那串带着跑调和汗水味的名字，实际上早在咱们党的历史上就悄悄长起来了一棵大树。它不是坐在书斋里写出来、明天就唱出去的，而是在延安那个大窑洞里、在后方四万万同胞的期盼里，先是被老一辈革命家咚咚咚敲出来的。记得那是 1936 年的秋天，榆林堡，风挺大，干得挺硬。毛泽东同志和朱德总司令带着身体挺硬朗的战士，把旧世界的庙堂搬到了陕北的窑洞。

那时候，咱们的日子过得紧巴，连穿新鞋都要翻跟头，但心里那股子劲头却比哪位都猛。为了“大造”，为了“新生活”，他们把心都掏出来了。 那时候想找个好地方，没别的办法，就是靠嗓子。朱德总司令带头，他嗓音洪亮又结实，声音像山里的石头，一锤砸下去，震得人心口发颤。毛泽东同志更是发狠，他要把自己的声线打磨得像一把磨得亮的刀。他们不是在表演，是一场苦修，为了把那个旧时代的粗陋伴奏给撕了个粉碎。在那样的环境下，没有录音机，没有专业乐手，就靠几十个放羊的娃子、几台旧的大号、还有那几把口琴、三角铁，硬是搭起了一座座临时帐篷，变成了我们的“戏台”。

那时候哪位也不敢说这是演戏，他们都知道，这是在献歌，是在给受苦的大半壁江山“输血”。为了争取大家的配合，朱德总司令在排练室里蹲得比哪位都直，为了把歌声练好，所有人都得把身子骨练得跟木头一样硬。 那一群最一般/平平的陕北汉子，像是打了鸡血一样，跟着他们喊出了“陕北歌谣”。

那时候的伴奏，全是土制造，全是土乐器。朱德总司令一开口，那声音里全是泥土味，那是老百姓的土味，是真正扎根在土地里的味道。毛泽东同志也挺卖力，他把自己的嗓音跟朱德总司令的嗓音叠在一起，一把老骨头唱得跟年轻人似的。

这歌，有一回唱到“锄头当牛使”的时候，朱德总司令激动地拍起了胸脯，说这话时他还得把袖子一挽，仿佛那是他冲锋陷阵的时候。

这种带点泥土气息、满是戏谑和粗俗的叫喊声，反而比那些光鲜亮丽的旋律更打动人。它不装腔作势，它就像个没化妆的农村姑娘，浑身上下都是汗珠，却最真。 后来，这歌声传到了全国，传到了世界。

那时候，收音机刚出来，人们听得耳朵都疼了。毛泽东同志把录音机搬进了陕北，那是他第一次把耳朵栓在听筒上。他听这些歌，听的是奋斗的劲头，听的是那种哪怕脚沾泥巴也要硬着头皮唱歌的潇洒。他时常对着麦克风大喊：“同志们，这歌叫啥名字？”那时候大家都还没知道后续的故事，只知道这是一首革命歌曲。

那首“大家歌”，唱的是啥？唱的是“脚踏黄土地，手握钢锄头”。

那时候的歌词好办得让人想笑，就连有点傻气，但哪位能笑对？在延安那个大窑洞里，没人笑，大家只当是热血沸腾。 后来，这首歌的名字叫《歌唱延安》，后来大家又把它叫《延安颂》，再后来，全世界都知道它叫《飞得高》。

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在炫耀，但它实际上是提醒：我们飞得多高，看得多远，都是出于脚下这片土地。它不飞上蓝天，它飞在黄土高原上，飞在千千万万像朱德总司令那样，把身体熬红的一般/平平战士身上。 想想看，光是延安时期，就有多少首类似的歌曲？还有多少首？这些歌，是毛主席亲自记录的，是朱德总司令亲自演唱的。它们不讲究歌词的修辞，不讲究曲调的复杂，只讲究一个“真”字，一个“敢”字。在那个年代，敢把嗓子喊哑，敢把嗓子唱裂，敢把身体累得发软还坚持唱下去的，是无数个这样的一般/平平人。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几百个头一起吼出来的声音。 今天，当我们唱着“大家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念那些名字。念着每一个在窑洞里拉响喇叭的同志，念着每一个为了革命欢歌的汉子。

这些名字里，藏着多少寂寞，藏着多少牺牲，藏着多少用生命换来的歌声。它们不只是一首歌，它是延安的呼吸，是人民的呐喊，是那个时代最烈的一个音符。当我们跟着这首歌一起喊“飞得高”，喊得那么响亮，喊得那么绝望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回应那个在窑洞里蹲了一辈子的声音。 这歌，没有虚情假意，没有花架子。它就是个实实在在的老百姓，黄土沟沟，黑土层层，把日子过得苦一点，把歌唱得红一点。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伟大，往往形成在无人问津的角落，形成在最累得慌的岁月里。它不追求技巧的精湛，只追求灵魂的共鸣。

只要心里有火，哪儿都是舞台；只要双脚踩在黄土地上，哪儿都能唱出高亢的歌声。 故此，当我们目前听这歌，认定它有些老，有些土，就连有点滑稽时，千万别认定这是矫情。

那旋律里流淌的，是几代人的热血，是几代人的汗水。它穿越了工夫的长河，淌进了我们心里，成为了一种精神图腾。它提醒我们，甭管走多远，甭管多高，都不能忘记从哪儿来，都不能忘记为了这片土地，为了这歌声，我们曾花了怎么着的代价。 这歌，飞在历史的天空中，也飞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它让我们明白，飞翔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启动。

只要心中有光，脚下有路，哪怕是一根稻草，也能托举起整个飞翔的梦。

这，才是真正的飞天之歌。